以臣制君的反常时代，中古中国特有的贵族政治形态
精华笔记
《东晋门阀政治》作者：已故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
门阀政治：所谓门阀，指那些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也称士族。它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到了汉末三国，士族具有很大能量，连曹操这样的枭雄，也要依靠他们。至于晋朝的创立者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士族。他们能取代曹魏政权，很大原因，就是得到了其他士族的支持。
不过，那时的士族是只能影响朝政。决策权仍然在皇帝。到了东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族们坚持，皇帝只能由司马氏家族担任，另一方面，又不予许皇帝掌握实权。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两家士族把皇帝架空，然后共同掌权，一家衰落了还有另一家递补。
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晋末之乱：
公元279年，西晋灭东吴，天下重归一统。可好景不长。不久，西晋爆发内乱，前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史称“八王之乱”。最终，东海王司马越胜出。他于306年立傀儡皇帝晋怀帝，改年号永嘉，独揽大权。
刚稳住内部，司马越就要面对外部压力。八王之乱期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趁机叛乱，建立前赵政权，占据了长安、洛阳以北的大片地区，对西晋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为此，司马越采取依托徐州、固守洛阳的战略，将主力部署在中原一带，防备敌人南下。同时，他委派司马睿渡过长江，控制江东地区。
东渡存晋：王马共天下
东晋第一大士族：琅琊王氏
据史料记载，控制江东，是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兄弟提议的。他们认为，江东没有遭受过战乱，比较富庶，可以为驻扎在中原的司马越提供后勤保障。而如此重要的地方，当然要派信得过的人去镇守。谁呢？王氏兄弟出自琅琊郡，即今天的山东南部。而司马睿的封国，恰好在琅琊，世称琅琊王。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密。所以王氏兄弟举荐的，自然就是司马睿。这也得到了司马越的首肯。
永嘉元年秋，司马睿偕王导渡过长江，抵达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一年司马睿三十出头，他绝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将会逆转。
永嘉之乱：永嘉五年，司马越病死，十余万晋军被前赵大军歼灭。洛阳、长安相继陷落，史称“永嘉之乱”。皇室宗亲、世家大族要么被杀被俘，要么四散奔逃。西晋灭亡。于是，作为少数躲过这场劫难的皇族，司马睿幸运地成了皇位继承人。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这就是晋元帝。这拉开了东晋王朝的序幕。
打一开始，晋元帝就没多少实权。这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王与马，共天下”中，就能看出端倪。这话的意思是，东晋的江山是琅琊王氏跟司马氏家族共有的。注意，所谓“王与马”，王还排在马的前面。这说明，在民间看来，琅琊王氏的权势，已然超过了司马睿这个皇帝。
不对等的地位：
曹魏年间，琅琊王氏就已经是名门望族。他们在家乡编织了庞大的宗亲网络，不少子弟又在朝廷身居要职，两相呼应，成为琅琊的第一家族。当司马睿的曾祖父，获得这片封地的时候，王氏早已根深叶茂。司马氏要想当好诸侯，就必须依靠王氏。为此，司马氏采取联姻策略，世世代代与王氏通婚。
可以看出，所谓的通家之好，实质是司马氏有求于王氏，而进行的攀附与拉拢。双方的地位其实是不对等的——王氏要明显强过司马氏。这种关系，在渡江之后得到了延续。
首先，派司马睿镇守江东，就是王氏兄弟王敦和王导的主意。他们还动用家族关系，极力促成此事。所以没有王氏兄弟，司马睿连南渡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当上东晋的开国之君了。
过江后要站住脚跟，仍然得靠王氏兄弟。史书记载，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待了一个多月都没什么人来拜访。显然，江东士族不买他的账。关键时刻，是王导出面，利用自己的士族身份，结交江东士族，取得了他们对司马睿的信任。另一方面，永嘉之乱后，不少北方士族渡江避难。又是王导居中协调，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王导的兄弟王敦，统领军队，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征战，为司马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军事支撑。
田余庆先生认为，王氏兄弟的努力，对司马睿称帝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知道，当时南渡的诸侯王前后多达五人，史称“五马渡江”。这五马中，论才能、论声望，司马睿都不算出挑。可问题是，只有他在王氏兄弟的帮助下，得到了士族的集体拥戴。另四人，则因为得罪士族没能有所作为。
琅琊王氏这个大士族把持朝政，这就是门阀政治的雏形。
第二部分：门阀政治遭遇的三次重大危机
第一次危机：王敦两度叛乱。
第一次起兵：首先对琅琊王氏一家独大感到不满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他本是王氏兄弟扶上位的，可人性就是这样：一旦登上皇位，就不想做傀儡。所以晋元帝开始削弱王氏兄弟的权力。矛头很快指向了手握兵权的王敦。
当时，王敦据有扬州、荆州、江州等地，一整条长江都被他控制了。如果王敦有异心，朝廷是毫无抵抗力的。这如同一把利刃，悬在晋元帝头上。于是，晋元帝命御史中丞刘隗（wei3）镇守淮阴、中州都督戴渊镇守合肥。名义上是防备前赵大军，实际上，是占据这两个战略要地，监视王敦。
晋元帝的如意算盘是先制住王敦，再慢慢剥夺兵权。可没想到，王敦的反应出乎意料地激烈。他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发兵，击溃刘隗和戴渊的军队。刘隗逃走、戴渊被杀。
晋元帝想制约权臣，刚迈出一小步就被扼杀了，一年后郁郁而终。继位的晋明帝对王敦就更忌惮。
第二次起兵：
王敦的野心日益膨胀。不满足在幕后操纵皇帝，而起了篡位的念头。324年，王敦再度造反。这一次，他遭到了朝野内外的有力阻击。不久王敦病死，叛乱平定。
王敦两次起兵，为何一次完胜，另一次却身败名裂呢？田余庆先生认为，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东晋士族的整体态度。
东晋士族不希望皇帝掌握实权，所以王敦“清君侧”，他们默许了。可士族也不愿意琅琊王氏进一步坐大，因为这破坏了士族之间的权力格局。王敦试图推翻朝廷的举动，更是犯了大忌。
对此，王敦的兄弟、丞相王导，有着清醒的认识。王敦前一次起兵，他是支持的。王敦大军能顺利地进入建康，就离不开他的配合。而对后一次起兵，王导并不赞同。他出任大都督，镇压叛乱。这样做，也保全了琅琊王氏。
果然，王敦死后，王导仍然屹立不倒。他执掌朝政二十余年，死后葬礼规格等同于汉代名臣霍光。换言之，朝廷认可了他稳固政权、辅佐朝政的功绩。而琅琊王氏，也始终是东晋实力最强大的士族之一。
高平郗氏崛起：代表人物是郗鉴。
西晋时，郗鉴做过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永嘉之乱爆发后，郗鉴率领郗氏宗族进山避难。后来，晋元帝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晋明帝继位后，又派他驻守合肥，填补戴渊被杀后留下的坑。
和前任戴渊不一样，郗鉴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原饱受战火，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有能力的士族，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以流民帅的身份进行统御。郗鉴正是流民帅之一，另一位东晋名将祖逖（ti4），也是流民帅出身。
为保卫宗族，流民帅没少打仗，积累了相当的军事经验。王敦再度造反，东晋朝廷能依赖的军事力量，就是郗鉴的流民武装。郗鉴还辅佐大都督王导，指挥调度，征召各地军队勤王。这才彻底制服了王敦。
战后，郗鉴因功获封高平侯，高平郗氏从地方士族，跃升为一流士族。
三足鼎立的形成：颍川虞氏入阵
以高平郗氏分琅琊王氏的权。王氏对朝政的垄断被打破。不过，仅仅靠郗氏还不足以同王氏抗衡，晋明帝又引入了另一股力量——颍川庾氏。
晋明帝的皇后庾文君，就出自颍川庾氏，而任用外戚加强皇权，正是东汉以来的常规操作。这样，庾氏兄弟庾亮、庾冰等人平步青云，逐渐形成了琅琊王氏、高平郗氏和颍川庾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不过，随着晋明帝于325年逝世，这一政治平衡又打破了。继位的晋成帝年仅4岁，只能由母亲、太后庾文君摄政。这样一来，庾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超越了王氏和郗氏。
这引起了后者的不安。怎么办？只有联手。王、郗两家开始接近，子弟频繁交往，郗鉴还把女儿嫁给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朝野内外，形成了王氏和郗氏共同抵御庾氏的局面。
晋成帝在位17年，双方明争暗斗，但斗而不破，保持了政治平衡。不过，随着王导和郗鉴相继谢世，王氏和郗氏的势力衰退，庾氏眼看就要一家独大。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士族，与之对抗。
第二次危机：桓温权倾朝野，可能颠覆东晋。
桓温出身的谯国桓氏也是士族，不过当年，桓氏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时站错队，遭到重创，沦为了二流士族。所幸，桓温的父亲颇有头脑，在王敦作乱时为朝廷立下功劳，提升了桓氏的地位。
桓温的发迹，始于攀附庾氏。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受到晋成帝赏识。晋成帝将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庾太后的女儿南康公主，嫁给了他。这样，桓温同庾氏攀上了亲戚。他靠这层关系，当上了琅琊太守，有了基本盘。
反客为主：
公元342年晋成帝驾崩，继位的皇帝有很短命，在寻找继承人的问题上，庾氏和朝廷的重臣何充爆发了矛盾。最后，何充一派胜出。
这样，他充就同庾氏结下了梁子。何充家世平常，急需寻找同盟，而王氏和郗氏又已衰落。怎么办？他看中了桓温。何充先任命桓温为徐州刺史，以示拉拢。由于桓温是庾氏的女婿，所以这个任命，庾氏并不反对。
获得荆州：公元345年，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荆州刺史庾翼病逝。临终前，他举荐次子接替自己的职位。荆州是战略要冲，当初的王敦，现在的庾氏，都是占据荆州，才有底气干预朝政的。何充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他驳回了庾翼的请求，把荆州给了桓温。此举收到奇效。失去荆州的庾氏，势力衰退，渐渐边缘化。
桓温独大：果然，桓温占据荆州后极力扩充。他先消灭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将天府之国收入囊中，随后谋夺豫州和江州，即今天的河南与江西。一旦得逞，长江上游和中游就都被桓温控制了，下游的建康，将危在旦夕。与此同时，桓温着手清除庾氏的势力。当时，庾氏还有七个兄弟在朝为官，桓温痛下杀手，一口气灭了五个。颍川庾氏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过来。随后，桓温以桓氏子弟填补空缺，形成了强大的军政力量。这就对门阀政治构成了威胁。
陈郡谢氏登场制衡：陈郡，囊括了今天河南东部、南部及安徽部分地区，东晋时隶属豫州。所以谢氏算是本地士族，在豫州有着厚实的宗亲关系。永和四年，即公元348年，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尚，出任豫州刺史，担负起拱卫建康、防范桓温的重任。此后十五年，豫州刺史一职在谢氏兄弟间轮替，桓温始终无法染指。 陈郡谢氏则借此机缘，成为朝廷仰仗的重臣。
桓温死后，弟弟桓冲接任荆州刺史，继续控制长江上游。谢安和侄子谢玄，则掌握了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门阀政治实现了新的平衡。
第三次危机——前秦入侵。
公元383年，刚刚统一北方的前秦国君苻坚，率三十万大军南下。这是东晋立国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外部危机。如果前秦得手，东晋亡国，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将被彻底摧毁。
生死关头，桓氏和谢氏通力合作。先是桓冲以十万兵力，围攻前秦重镇襄阳，迫使苻坚分兵回援；随后谢安、谢玄指挥大军，在淝水之战中击溃前秦主力。晋军趁势北伐，收回了北方的部分土地。
谢、桓两家捐弃前嫌、联手抗敌，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也书写了门阀政治史上的高光时刻。
但一场胜利不足以消除东晋内部的矛盾。当共同敌人消失，内部矛盾反而重新浮出水面。而这一次，在愈演愈烈的斗争当中，连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都被打破了。
三、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和消亡
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巩固的三大要素：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
皇帝垂拱。所谓垂拱，字面含义是衣服下垂、拱手而立，很悠闲的样子。引申义指皇帝将朝政委托给大臣，不加干涉。这原本是理想状态，却在东晋实现了。东晋诸帝，从晋元帝起就一无兵权、二无官员任免权。后来还出了几个小皇帝，由太后和大臣摄政。垂拱而治，是最明智的选择。
士族当权，也就是士族把持朝政。当然，权力不能由一个士族垄断，而是两三家士族，相互制约，一家衰落另一家递补，谁也不能独大。于是我们看到，琅琊王氏坐大，就有高平郗氏来分权；颍川庾氏崛起，王、郗两家联手抵制。此后的谯国桓氏，尽管权势熏天，也有陈郡谢氏出来制衡。
流民出力。东晋的皇室和一流士族，都是从北方渡江而来的，与江东本地士族，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给东晋朝廷的征兵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在江东士族的庇护下，本地人不愿意为朝廷卖力。
这时候，流民成了救命稻草。前面讲过，永嘉之乱后，士族将大量失地农民编组成军队。郗鉴最初就是流民帅。后来郗鉴镇守京口，即今天的镇江。京口在建康东面百余里，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这里，又是流民渡江后第一个落脚点。所以郗鉴在京口收罗流民，创建了北府兵。
三要素的破局：
士族无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威望达到顶峰。之后谢玄被解除兵权，谢安呢，朝廷借口他功劳太大，无法奖赏，一直拖到他死，才给了些哀荣。按照门阀政治的套路，这不算稀奇。可问题出在取代谢氏的人选——太原王氏身上。太原王氏，多为平庸之辈，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
皇帝收权：当时的皇帝是晋孝武帝司马曜，丞相是他弟弟司马道子。皇权加相权，同时握在司马氏手里，这在东晋历史上实属罕见。于是，皇室不禁动了扩张皇权的念头。而孝武帝的皇后出自太原王氏，作为外戚，太原王氏自然成了重点扶持对象。于是王氏子弟平步青云，取代谢氏，占据要职。
流民脱离控制：孝文帝同丞相司马道子还争权夺利，夹在当中的太原王氏发生分化，一方支持孝文帝，一方支持司马道子。两派激烈斗争，搞得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北府兵开始脱离士族掌控。流民出身的北府兵基层军官刘裕，凭着才能和威望，逐步成为这支军队的统帅。
东晋末年动乱：
桓玄起兵：公元402年，桓温之子、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向建康发兵。有荆州作为大后方，又有江州为前哨基地，加上东晋皇室已丧尽人心，桓玄一路顺风顺水，攻入建康。他杀死司马道子，逼晋安帝禅位，自立为帝，创建了桓楚政权。
刘裕崛起：桓玄得意之际，刘裕的北府兵正静观其变。半年后，刘裕在京口起兵。桓玄连战连败，桓楚政权很快被推翻，连桓氏经营数十年的老巢荆州也被攻下。桓玄身败名裂，谯国桓氏几乎被灭族。
刘裕可没有恢复门阀政治的兴趣，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只是一开始，门阀政治的余威还在，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刘裕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将被废的晋安帝重新扶上皇位，安抚东晋士族。第二步，南征北战，准备用赫赫武功，提高声望、威慑士族。在这方面，刘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先收拾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随即北伐，消灭了南燕（yan1）、后秦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还一度收复了长安与洛阳。这一战绩，在东晋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至此，刘裕权倾朝野，个人威望越来越高，完全不用考虑东晋士族的意见了。
于是，他采取了第三个步骤。公元419年，刘裕命人勒死晋安帝，改立他的弟弟司马德文。这就是晋恭帝。废立皇帝，是权臣篡位的标准动作。远一点的像董卓、司马昭，近一点的像桓温，都这么干过。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更进一步。刘裕可管不了许多，公元420年，他派人用棉被闷死晋恭帝，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
东晋灭亡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也正式画上句点。
之后的南朝，历时169年、历经宋、齐、梁、陈四朝。这都些是短命王朝。不过，南朝皇帝的威权要远远超过东晋皇帝，他们能够驾驭士族，不受其操控。最明显的例子，除了陈朝是被隋朝消灭的，宋、齐、梁都亡于武将。这说明，士族已经失去了控制皇权、驾驭军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