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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历史学家力作,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权威史学作品

精华笔记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火焰高达一千多米,释放出的核辐射量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释放的500倍。

这是人类进入核电时代以来最大的事故。事故发生后,12万人被疏散,核电站周围地区至少两万年都不适宜人类居住。这一事件甚至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1. 背景:

1970年代,切尔诺贝利电站建成。它建成的背景是50年代开始,各个大国进行“核能竞赛”,切尔诺贝利是乌克兰政府向莫斯科争取到的项目。它的建成,带动了最近的小城普里皮亚季的繁荣。

切尔诺贝利采用的石墨反应堆,用石墨作为反应堆里的中子减速剂。而当时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水-水高能反应堆,也就是用水做减速剂。石墨反应堆更“物美价廉”,但存在安全隐患,且曾造成过事故,但隐患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进入80年代,苏联经济风雨飘摇,领导人将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核能上,安全进一步被忽视了。

  1. 事故经过: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的四号反应堆停堆维修并进行安全监测。一连串的失误和偶然,酿成大祸。

1)**推迟检修测试。**4月25日,机组功率已降至一半时接到电网部门电话要求持续发电到夜里。石墨反应堆在低功率下运行十分危险,但为了完成上级部门的任务,四号反应堆在低功率的情况下运行了将近一天。

2)25日晚10点,检修继续。但机组功率大幅下跌。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决定维持低功率运行继续测试,而安全的做法是有序停堆。

3) 违规拔出几乎所有控制棒。控制棒是用来控制反应堆功率的,一般堆芯里的控制棒不得少于30根,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于15根,否则反应堆一定失控。但是为了调整上下起伏的功率,他们留在堆芯里的控制棒只有9根。这导致反应堆失控,功率飙升。

4)按下紧急停堆的AZ-5键。这本可让所有控制棒都掉入堆芯,紧急停堆,但是由于石墨反应堆的缺陷,容易产生“正空泡效应”,功率蹿升难以控制;控制棒先落入堆芯的部分又由石墨制成,会先继续助推功率攀升,控制棒的其他部分落入才会降低功率,好比是有缺陷的刹车装置,刚踩下去的时候反而会加大油门,要继续踩下去才能把车停下来。不幸的是,功率蹿升让堆芯部分爆炸,控制棒卡在了1/3处无法下探。

4月26日凌晨1点23分,按下AZ-5键4秒钟后,反应堆爆炸。

二、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

  1. 最初的24小时,“茫然无措”和“心存侥幸”。

爆炸后5分钟,第一批消防队员就到了,但因为没有做任何保护措施,他们和四号反应堆的操作员一样,成为第一批因辐射去世的人。

戈尔巴乔夫也派了国家委员会去善后。在现场的电站领导和委员会成员们,经过几次核实,才不得不承认电站确实爆炸了。实际上当时反应堆旁的辐射达到每小时一万伦琴,人呆三分钟就会死。

为了防止恐慌、保住官位,在场的官员们拒绝了疏散群众的主意。直到爆炸发生后的第一夜,反应堆又发生了三次爆炸,他们才真的怕了,天亮后下令疏散了普里皮亚季的居民。

接着,他们派了直升机,在反应堆里投放沙袋,但无法证明效果如何。又放了2万吨反应堆里的高辐射水,降低风险。

  1. 两周的慌乱之后,苏联开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清理事故,向切尔诺贝利派了60万人,一半是军人。他们被叫做“事故清理人”,负责清理现场,又在反应堆上盖了个40万吨重的“石棺”防止辐进一步释放。

  2. 苏联人一开始并不想公开信息,但4月28日,邻国就检测到辐射爆表,不断给苏联施压。

为了展示生活如常,5月1号苏联还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大城市基辅举办了两千人的游行。

  1. 问责在7月进行。最终将事故原因归结为操作员的失误,几位没有因辐射致死的四号反应堆工作人员和领导,被判了刑。

实际上苏联核工业内部知道真正的事故原因是石墨反应堆的设计有误,但这是一个承认不起的错误,苏联没有钱再改造反应堆,或是负担让它们停止发电的损失。

  1. 8月下旬,处理事故的政府委员会首席科学顾问勒加索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用了4个多小时解释了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获得国际美誉。虽然他也将事故责任归结为操作失误,但苏联高层仍认为他透露了太多秘密,回国后他遭受冷遇,后自杀。

三、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了哪些影响?

  1. 环境:今乌克兰境内,就有近3.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事故受到污染,占国土面积的5%。今白俄罗斯境内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受污染,约占其国土面积的23%,该国约三分之一的耕地也荒废了。

科学家估计,切尔诺贝利附近区域2万年都不适合人类居住。普里皮亚季附近的一处森林,因为高辐射污染,10平方公里的松树都变成了红色,被叫做“赤色森林”。

  1. 生命的代价:事故发生后四个月内,就有28人因为核辐射死去。60万“事故清理人”中就有2万人去世,20万人致残。苏联官方和国际社会对切尔诺贝利造成的死亡没有定论,联合国和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做出的测算是,死亡人数在四千到九万人之间。

核爆炸后,切尔诺贝利人生出的孩子,经常是残疾的。当地的女人也老得格外快,40岁就有了60岁的皮肤。

  1. 政治: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了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遍及苏联的人民运动将核安全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了一起。核污染成了公开讨论的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成了苏联体制的象征。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都为切尔诺贝利事件负担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1. 环境敲诈: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先后给了乌克兰3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但要求乌克兰在2000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乌克兰也确实一度关了电站。但因为经济太差,90年代末期,乌克兰启动切尔诺贝利剩下的反应堆产电,拉动GDP。西方国家只好承诺再提供7.15亿美元贷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终于关停。有西方学者把乌克兰的这种行为叫作“环境敲诈”,或者“核勒索”。

2000年,切尔诺贝利才被彻底关闭。

5.如今的切尔诺贝利变成了一个国际旅游项目。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制度,制度是历史的容器

精华笔记

《制度与人情》是一本从制度角度来解读古代历史的图书,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古代政治。

该书首先提炼出古代政治制度的四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保守色彩,同时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保守,说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级稳定。有很多衙门,一旦设置了就废除不了。就算职权一直被其他部门分隔夺走,机构本身也不会轻易裁撤。随着现实发展变化,旧制度如何适应新形势呢?决策者不会对旧制度彻底洗牌,而是对原有架构小修小补,赋予一些在原来体制中不起眼的部门新的职权,让它们在旧体制中适应新形势。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绝大多数皇帝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建树,皇帝换了,王朝变了,制度没有大变。当然,古代政治制度也不是绝对不接纳新事物。像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等极少数帝王,顺应形势发展,在制度建设上大破大立,让这套制度适应新形势,保持长期平稳运行,不能不说其生命力之强。

第二,政治制度广度有余,深度不够。

古代制度把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包含了进来。大家所能想到了各种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负责的衙门。但这些制度不追求数量上的、内在的精细化。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因子。比如,明清两朝留下的档案卷帙浩繁,保存了大量的财政信息,但是这些海量的资料,从来没有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完整的方式加以编排。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纸面”上的管理,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往往视而不见,勉强维持着政府的正常运转还可以,要向精准的现代财政发展就不可能了。

第三,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道德色彩浓重。

大家把道德评判摆在第一位,把发展和绩效排在后边。这在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两个领域:财政和司法方面,体现最为突出。古代皇帝常常以各种理由减税免税;发生大灾难了,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往往“小灾小减,巨灾巨减”,根本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情况。清朝康熙时期宣布“永不加赋”,被传统社会视为一大“仁政”。清朝的士大夫对此念念不忘,看作是一个“大德政”,丝毫不考虑人口增加和财政支出的关系。清朝后期财政情况非常糟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已经过时的不合理做法。中国古代司法,离现代法治精神十万八千里。“息讼”是古代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十个人来打官司,如果你能把九个人给劝回去,你就是一个好官;如果你把十个案子都判得很好,你也不是一个好官。为什么?因为那说明你治理的地方民风不好,老百姓就喜欢打官司。这是父母官教化做得差。

第四,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人情世故。

所谓人情世故,说的是对体制里的官员来说,比当官更重要的,是要会做人。许多正式制度里规定要办的事情,实际上要通过非正式渠道才能完成任务。许多办不成的事情,也不能当面回绝,因为这会得罪人。

上面的这四大特点,还是古代政治制度的微观特征,本书还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两大宏观特征,第一是行政主义的倾向,第二是“下有法而上无法”。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存在严重的行政主义倾向。

就是以行政力量为中心,流程做足,文书要饱满,具体什么情况反而不去关心。比如司法的实践,无论从初审、复审到终审,还是平反、昭雪,都是在司法系统内部一层层的公文流转、审批。到最后变成了满足制度当中的一些形式主义的要求,为了满足一些法律条文而去制造“案情”,而不去深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行政主义倾向,导致古代官员不去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去实地调查,而是迎合体制运转本身的要求,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体制的立场上去处理实际工作。在此之中产生的许多怪现象,比如为了监督行政绩效,防止腐败贪赃,历朝历代都有反腐败、防惰政的措施,甚至是机构。可在行政主义倾向下,新措施、新机构往往产生新的问题,自身的腐败和效率问题就让人头疼,就别提反腐败了,最终往往是“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第二个宏观特征,中国古代政治,看似制度齐全,但是缺乏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观,也缺乏对权力所有者的制约。

这种对下严苛,对上却缺乏约束的政治形态,根源出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集权思想。秦朝就靠细密严苛的法令,整齐划一的资源调度统一了天下,后来继承这套制度的汉唐元明清,条文之繁复,规章制度之细密,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个制度的顶端形成了绝对的皇权专制,皇帝几乎无法无天。在对皇权的约束上,皇权随意扩张,生杀予夺。在现实制度里,没有力量能阻止皇帝的一系列破坏性做法。最终,社会各阶层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认同感、凝聚力并不强。到了王朝后期,亡国之君任意妄为或者举止失措,忠臣干将们却不能纠正皇帝,眼睁睁看着王朝覆灭,而民众也很轻易就放弃了之前的统治者,而拥抱新的政权。这就是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例子。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来了,那些繁密的制度没法让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清王朝在一次次战争中落败,不断沉沦。制度没能激发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是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究其本源,就是“上无法而下有法”,所谓上无法,就是不受约束的君主权力,所谓下有法,就是细密严苛的法令进行统治。当时的中国,表面有许多制度,实际上认同很弱、一盘散沙。这个古代政治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它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就很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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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社交媒体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但本书作者汤姆•斯丹迪奇认为,社交媒体已经存在了两千年。

斯丹迪奇对社交媒体的定义是,当信息沿着社会关系网络在人际间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与进同一场讨论,并按照不同意见组成分散的群体时,就形成了一个社交媒体。在古罗马,人们的识字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信使和道路网络让文字的远距离传递成为可能,于是第一个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在此后两千年里,社交媒体不断“迭代”,多次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引发争议和批评。

第一、两千年来,社交媒体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推动了哪些社会变革?

  1. 手写阶段:始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那时的罗马疆域辽阔,身居边远行省的官员们靠写信来交流信息。依靠罗马发达的道路网络,这种写在莎草纸上的信件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能从罗马城送达最遥远的行省。

官员交换的信件和平民热爱的涂鸦成了罗马社会的粘合剂,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基督教早期领导人保罗借书信管理各地教会,传播教义,是最早的社交媒体擅用者。

  1. 印刷阶段: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社交媒体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陷入沉寂。直到15世纪中期,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将社交媒体带入印刷阶段。

这一时代的社交媒体先驱人物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借助印刷的威力,在基督教世界中迅速传播,拉开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大幕。

几十年后,印刷机又点燃了科学界的启蒙运动。批量印刷及邮寄的科学期刊,大大推动了17世纪中叶西欧的创新合作和科技进步。

到18世纪下半叶,当美国和法国相继燃起反殖民、反专制的革命火种时,印刷机大量印制的小册子和一种新兴的印刷媒介——报纸,成为了这些火种的助燃剂,而出版自由本身也成为这两场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

  1. 大众媒体阶段:19世纪上半叶,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将新闻出版变成了一种工业化流程,社交媒体也由此进入了大众媒体阶段,先后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形式。

在这一阶段,技术和资本赋予了大众媒体将信息集中起来、筛选之后再传播给受众的力量,就好像在信息和受众之间加上了一道“过滤网”。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受众从讨论的参与者变成了纯粹的信息消费者。因此作者认为,这一阶段的大众媒体偏离了社交媒体的传统功能,甚至走向了社交媒体的反面。

  1. 数字互联阶段:进入21世纪,社交媒体进入数字互联阶段。作者认为,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技术让社交媒体经历了一次“重生”。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人们再一次可以在没有任何“过滤网”的情况下,创造、传播、分享、反馈信息,重新获得了加入公共讨论、设置议题的力量。

不过,作者也警告说,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各种数据正越来越集中到一些大型平台手中,使得这些平台拥有了过大的权力。他认为,社交媒体要进一步发展和改良,就需要把“去集中化”进行到底,比如可以建立更加分散化的社交平台,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应当由用户直接控制。

第二,历史上主要有哪些围绕社交媒体的争议?

  1. 社交媒体让公共讨论更加活跃,还是变得琐碎和粗鄙?

作者观察道: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们发表观点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会抱怨说不够格的人发表了不该发表的东西。但是,给偏执和成见发泄的机会,再对它们进行反驳和争辩,要比假装这些观点不存在好得多。

  1. 社交媒体在推动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上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作者认为,既不能将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完全归功于社交媒体,也不能对它的作用忽略不计。社交媒体不是点火者,而是加速变革的“助燃剂”。

  1. 社交媒体究竟能提高效率,还是在浪费时间?

回顾历史,作者认为,在提升社会的合作效率上,社交媒体显然是利大于弊。

  1. 社交媒体是否反而会让我们疏远生命中更重要的人?

作者认为,新技术总会打乱人们原有的行为方式,社会总要经历一段混乱甚至痛苦的调整期,才能演变出更合适的行为规范。

最后,作者说,未来的社交媒体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只要人类还有彼此交流的需求,那么,它就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

精华笔记

杂碎的英文名字叫 Chop Suey,是一道在美国流行了100多年的“中餐”名菜。顾名思义,这是一道杂烩菜,早期的杂碎通常会由豆芽、洋葱、荸荠和一些动物内脏或者小海鲜混合炖煮,配上酱汁,和着米饭一起吃。“杂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兴起和发展,不只是中餐在美国的兴衰历程,也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的过程。

《来份杂碎: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的作者是美国饮食文化专栏作者安德鲁·科伊,他也是《牛津美国餐饮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餐饮这个十分特别的视角,来解析中美关系史上的诸多议题。其中囊括李鸿章访美、美国排华风潮以及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重大事件。可以说构思精巧,匠心独具。

第一,近代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餐

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外商在亚洲的所有贸易,美国人无法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只能通过阅读来自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的游记和文学作品来了解这个遥远的国度。但是,在200年前,几乎所有谈及中国食物的西方书籍,都在反复强调中国人有吃蛇、鼠、狗等动物的习惯。导致美国人对中国餐饮有着诸多夸张地误读、妖魔化的认知。

1784 年 8 月 23 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帆船终于抵达中国澳门。这是中美间第一次正式的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商人来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并没有增进他们对中国食物的了解。即便是那些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也延续了西方“污名化”中国食物的传统。他们撰写的报道和书籍,让这种刻板印象更加严重,甚至直接影响到后来美国本土对中国移民的看法和态度。

第二,“杂碎”是怎么在美国流行起来的

在中国,“杂碎”只是把随手可得的食材胡乱炖煮在一起果腹的餐食。赴美的华工,将这种日常饮食带到美国,成为底层华人餐馆最受欢迎的主菜。随着华人群体在美国境内的流动,而遍及全美各地,并进入到了白人社会。尽管,对其来源充满争议,但依然不能阻挡“杂碎”成为了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中餐。

真正让杂碎这道菜进入美国大众视野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 1896 年,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并就《排华法案》与华人在美不公正待遇等问题进行磋商,73 岁高龄的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访问欧洲及美国,掀起了一场中国热。李鸿章离开纽约后,在中餐店和媒体的共谋下,杂碎与燕窝汤、鱼翅汤等一起作为“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居住期间所吃食物”的代表,进入了大众视野。

第三、 美式中餐厅在当代又有哪些发展变化?

美式中餐厅大致经历了四次比较重大的转型

第一次,20世纪之前,美国的中餐馆是以廉价获得了生存的机会。但就整体形象而言,在一部分美国人心中,中餐厅代表着可能会吃到死猫、死狗、死老鼠的危险。

第二次,是20世纪的最初几年,这种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由于早期唐人街的整体形象问题,他们依然会不由自主地将中餐馆和鸦片馆、赌场联系在一起。

第三次,是在一战爆发后,当时美国中餐店,变得不像餐厅而更像是夜总会。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规模稍大的中餐厅,还会引入华人歌舞表演、脱衣秀和魔术节目。异域风情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政客、电影明星和商人,也让传统的杂碎馆逐渐转型成具有东方特色的夜间俱乐部。

中餐形象最后一次转型,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轮中餐热。这一波革新,打破了粤菜垄断地位,让美国的中餐变得更多元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中式餐饮也打入了美国的快餐市场。

自“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驶向中国,美国人第一次品尝中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200 年。以杂碎为代表的中餐,在美国最初以舶来食品、穷人食品的形象出现,长时间被误解、被敌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餐也在与美国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逐渐改变,成为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本土食品、文化食品,已经实实在在的楔入到美国社会之中。一路走来,不仅是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也是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激烈碰撞,中美两国相互融合的缩影。

一、《儿子与情人》是作家的自传吗?

《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的背景贝斯伍德矿区是以劳伦斯的故乡——位于英国中部诺丁汉西北10英里的伊斯特伍德为原型。小说中的矿工莫瑞尔和莫瑞尔太太是以劳伦斯的父亲亚瑟和母亲莉迪娅为原型,保罗是劳伦斯的代言者,保罗的二位女友米丽安、克莱拉则是以劳伦斯的初恋女友杰西·钱伯斯、已婚情人海伦·科克为原型。

《儿子与情人》创作于1911—1912年间,此时劳伦斯的母亲在1910年刚刚离世,第二年他自己染上了肺炎,挣扎在生死边缘;此后27岁的他爱突然爱上有夫之妇弗里达,与她一起私奔。因此,《儿子与情人》可谓作家平生痛苦经历的一个“苦涩”的产物。

不过,《儿子与情人》的英语名字使用的是复数“Sons and Lovers”,这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描写的不仅是劳伦斯本人经历过的个人悲剧,也是许多年轻人经受过的类似的家庭悲剧。

二、如何理解《儿子与情人》的主题?

《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围绕着保罗的成长,呈现了他与母亲、他先后与两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爱的煎熬。保罗的母亲莫瑞尔太太无法感受来自丈夫的体贴与温情,内心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情感空白。于是,她把全部感情和寄托转移到大儿子威廉和二儿子保罗身上。她竭力阻止儿子的前途像他们父亲那样,成为下井挖煤的矿工;她敦促教导自己的孩子读书,要出人头地,改变自身的地位。当令她扬眉吐气的大儿子威廉突然得病去逝后,她对小儿子保罗的依恋更为深切,莫瑞尔太太她企图占有儿子的全部情感,她会因保罗不在身边而感到莫名的烦燥,也会因他与其他女性尤其是恋人在一起而产生怨恨。母子之间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这部小说体现的多个主题:一是保罗成长过程中与母亲之间的畸形关系;二是因为母亲的阻扰,保罗与其他女性(或情人)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恋爱关系;三是在更深层次上,这部小说呈现了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工业、性本能与社会道德的矛盾冲突。

三、如何理解《儿子与情人》中的“恋母情结”?

在分析古典悲剧《俄狄浦斯》时,弗洛伊德讲到:“我们所有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这种产生在母亲与儿子之间的特殊感情关系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即“恋母情结”,与之相反的是“厄勒克特拉父情结”(Electra complex)即“恋父情结”。

《儿子和情人》是“第一部弗洛伊德式的英语小说”,劳伦斯也被西方理论界视为最醉心于弗洛伊德的作家。《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处于“恋母情结”的困境中,受控于母爱的控制,无法获得独立的自我人格。本来,“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童年的普遍经历,它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有完结之时,但莫瑞尔太太有极强的“恋子情结”,一方面莫瑞尔太太对保罗说希望他幸福,另一方面又对儿子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她的潜意识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就是阻碍儿子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对保罗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影响,阻碍了母子之间情感的正常发展,导致保罗持续处于一种错位的、病态的心理中,成年后无法正常地爱上其他女人。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视角理解这个悲剧的原因,在心理层面上深刻反思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复杂而隐晦的权利关系。

四、为什么说《儿子与情人》体现了自然与文明、灵与肉的冲突?

《儿子与情人》揭示了一个畸形的现代家庭关系,在这个恶性循环的事实背后,隐含了劳伦斯对自然与文明、现代人与机器技术的矛盾冲突的深刻思考。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化带来的人性的异化,机器、铁路、矿区、资本家、大企业造就了一批批丧失了自然生命力的“机器人”,这些蝼蚁式的矿工在暗无天日的煤矿之下辛苦劳作,保罗的父亲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牺牲者。通过这个家庭的悲剧,劳伦斯展现了这个时代的阶级分化与机械文明的积弊。资本主义社会飞速发展,一方面机械取代了大量人力劳动,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此外,各种束缚人的宗教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否定肉体的本能欲望,压抑了人的创造精神,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阻碍了人的真正充满生机活力的关系的形成,尤其是男女关系,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灵与肉、性与爱的分离。

五、阅读《儿子与情人》,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有什么启示?

《儿子与情人》虽然成书于一百多年前,但其描写的家庭悲剧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莫瑞尔夫妇因为性格、阶层不同导致的家庭悲剧,大机器生产导致的自然生态失衡,工业时代对普通矿工的压榨,与今天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对普通人的压迫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黑暗深矿中犹如老鼠一般持续工作的莫瑞尔,就如同今天朝五晚九的上班族。莫瑞尔太太对保罗的控制欲正如当今社会中那些无法脱离母亲掌控的“妈宝男”。因此,这部小说提出的有关母与子、女人与男人、性与爱、自然与文明等诸多尖锐的问题及其不懈的艺术探索,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及其人伦关系,依然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黑猩猩的政治》依据美国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1975年到1979年在阿纳姆的观察报告写作而成。书中详细记录了阿纳姆黑猩猩的日常生活,以及这群黑猩猩中发生的两次权力更迭。几乎所有人类的权力斗争,都能在黑猩猩身上找到端倪。对于黑猩猩的研究,也能从侧面帮我们理解人类本性。

第一,阿纳姆的黑猩猩的等级秩序。

在阿纳姆动物园,一开始并没有成年的雄猩猩,只有9只成年的雌猩猩和一些幼崽。第一位首领是一只成年雌性,名叫“大妈妈”。“大妈妈”大概40岁,体格宽大、强壮。地位仅次于大妈妈的是格律勒,她是大妈妈的坚定同盟。其他成年雌猩猩和幼崽属于第三等级,她们根据各自的组合,结伴生活并相互协作照料幼崽。通过互相帮助带孩子,育儿知识一代代传递下去,年长的一辈和年少的一辈也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大妈妈当了18个月的首领之后,群落里来了4只成年雄猩猩。黑猩猩世界的等级秩序渐渐开始变化。一开始,这4只雄猩猩因为初来乍到,不仅没人能当上首领,还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后来,管理员把大妈妈和格律勒请出去了3个月。4只雄猩猩中年纪最大、力量也最大的耶罗恩成为首领。排位第二的是25岁的雄猩猩鲁伊特,排在第三等的是其他成年黑猩猩和幼崽们。

黑猩猩群落中的等级秩序,能够把黑猩猩间的竞争和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繁衍后代、照料幼崽与其他社会合作才拥有可能。此外,黑猩猩还通过等级秩序来划分生殖权力。

第二,黑猩猩的政治行为。

  1. 挑衅。挑衅行为可以通过各种信号发出。比如竖立毛发、发出具有挑衅意味的咆哮或者尖叫。有时候停止问候也是挑衅。

  2. 和解。黑猩猩之间的大部分冲突,往往以和解告终。黑猩猩寻求和解的需要非常强烈,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动物。

  3. 结盟。当两只黑猩猩打架时,经常会有第三只黑猩猩出现,并选择加入某一方,以结盟的形式来对付另一只。在结盟的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姿势叫“伸出一只手”。

  4. 离间。黑猩猩在社会生活中为达目的,还会使出欺骗的伎俩,来忽悠同伴甚至是人类。

第三部分,两次权力更迭。

第一次权力更迭:耶罗恩下台,鲁伊特成为新任首领。

鲁伊特的挑战分三步走。

第一步:挑衅。

他会和耶罗恩发生各种争斗,包括威胁、追逐与打架。

第二步:争取雌性群体支持。

第三步:与尼基结盟。

而一旦斗争结束,挑战者鲁伊特的策略就马上从挑衅模式调整到和解模式。至于尼基,他因为年轻,在群体中原本只是无名之辈,经过明智地选择与鲁伊特结盟,摇身一变成了仅次于新首领的副司令。

第二次权力更迭:鲁伊特失势,少壮派的尼基当上头领。

耶罗恩的第一步策略:分裂鲁伊特和尼基的强强联盟。

第二步策略:悄悄与尼基结盟,共同反对鲁伊特。

于是,3只雄性的关系向新的局面发展,鲁伊特被孤立,尼基和老狐狸耶罗恩结成新的联盟。在随后的一场公开大战后,尼基首先开始停止问候鲁伊特。接着,老狐狸耶罗恩也跟着亮明态度。又过了一段时间,尼基开始和鲁伊特单挑。最终,鲁伊特输给了尼基,尼基成为新首领。

但尼基还不具备管理和驾驭其他黑猩猩的能力,为了减少打斗和混乱,饲养员把尼基移出了群体一段时间。但等他回来,耶罗恩一改结盟的姿态,用尖叫的方式威胁尼基,还成功挑唆群体反对尼基。可当鲁伊特想要帮他一起反对尼基时,老狐狸又反而帮尼基去压制鲁伊特。耶罗恩通过挖墙脚的方式,扶持年轻首领,同时压制鲁伊特,在雄性群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子。

在两次权力更迭之后,阿纳姆的黑猩猩群落进入了一段稳定期。不过这个三角关系也导致尼基的统治并不完美。

德瓦尔的黑猩猩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发现了黑猩猩也具有挑衅、和解、结盟、离间和欺骗等政治行为,具有与人类如出一辙的政治能力。黑猩猩的社会结构有一种二元性。一方面,他们的社会组织具有显而易见的等级秩序,强者为王,弱者称臣;另一方面,个体真正的影响力,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黑猩猩社会结构中的这种二元性,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存在。

著名天皇的一生,日本现代化的起点,亦是东亚苦难的开始

精华笔记

“明治维新”是中国人听说最多的一段日本历史,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度,一跃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这本《明治天皇》是关于这位天皇的一部个人传记。记录了明治天皇一生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下部主要解读了明治天皇提升日本国际地位以及让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

一.提升国际地位,分为外交和军事两条路

1.明治政府的外交目的主要是希望把日本提升到与西方列强同等地位,修改原来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实现平等交往。

(1)明治政府派出外交使团,试图和欧美各国进行外交修约,但欧美各国并不把日本当作同等国家对待。

(2)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作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欧美领导人,明治天皇给与了其超高规格待遇,以此来向西方社会展示日本的文明形象。

(3)夏威夷国王访日,是日本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2.明治政府为了提升国际地位,还通过军事对外扩张。首要的目标就是朝鲜。向朝鲜扩张的步骤分为三步。

(1)通过外交试探,摸清了清政府的底线,吞并了琉球。

(2)通过政治渗透,在朝鲜获得了外交活动和驻兵的权利。

(3)通过军事战争,击败清军,成功占领和吞并了朝鲜。

3.日本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不仅给自己取得了海外的领土,也让西方对其刮目相看,从而愿意和日本重新签订条约。明治天皇终于带领日本跻身列强。

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开始逐步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独裁的道路。主要体现在镇压不同意见和强化军人地位两方面。

  1. 镇压不同意见。明治天皇虽然经常通过发表诗歌等方式表现自己爱民如子,爱好和平,但是对于不同政见者非常残酷。通过对安重根案和大逆案等案子的残忍镇压,大大强化了其专制的统治。

  2. 强化军人地位。明治天皇通过推动立法等方式,授予军队帷幄上奏权和内阁现役制,使自己能越过内阁政府牢牢地把握住军队。

  3. 明治天皇的本意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保证天皇的权力不会旁落,但是由于继承人身体的原因,无法控制军队,导致军队反过来能够左右政府,使得日本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明治天皇是日本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天皇,在他的领导下,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举成为近代列强之一,但同时他也打开了军国主义的魔盒,给日本和整个亚洲带去了深重的灾难。

> 著名天皇的一生,日本现代化的起点,亦是东亚苦难的开始

精华笔记

“明治维新”是中国人听说最多的一段日本历史,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度,一跃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这本《明治天皇》是关于这位天皇的一部个人传记。记录了明治天皇一生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其中上部主要解读了明治天皇从幼年成长到大政奉还,进而发起明治维新的过程。

一.天皇诞生

  1. 1851年10月15日,睦仁诞生,从他一出生开始,就被以种种传统的仪式和教育方式所抚养,所有的这些,是为了将他培养成一个高贵的,充满学识的,但毫无实权的君主。

  2. 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是同时存在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和以将军为首的江户幕府。幕府把持着国家的实权,而天皇和朝廷不过是傀儡而已。

  3. 由于日本国门被欧美列强强行打开,日本无论从国体还是思想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成为了后来一系列巨变的基础。

二.大政奉还

  1. 1867年1月,16岁的皇太子睦仁继位成为天皇。将军德川庆喜为了避免自己背上开国的骂名,让天皇参与到了开放兵库的决策当中,让明治天皇开始接触权力。

  2. 由于幕府权威下降,西南对幕府不满藩国与明治朝廷相互接触,合为一体,掀起了“王政复古”,推翻了江户幕府,建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

  3. 1869年4月8日,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言》,决心抛弃原来的傀儡形象,投身于政务当中,并且决定迁都东京,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近代化国家。

三.明治维新

  1. 明治政府面临着政治和财政的威胁,为了能让政权存续下去,实现理想,不得不展开维新改革。
  2. 维新改革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改革是最早和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两步。
  3. 版籍奉还开始并不顺利,受到诸侯的反对。明治天皇利用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达到了目的。随后通过废藩置县,建立起了近代化的国家结构。
  4. 明治天皇在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当中积极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引领日本走上了快速发展。
  5. 保守的武士阶层掀起了西南战争,并且刺杀了大久保利通。明治天皇以此为契机,开始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国家统治力的作用。